新年前一天，纳蒂亚陪我去医院

纳蒂亚和我堪称“患难之交”。2013年我们初相识，那时她刚大学毕业。之后两年多我们共事，跌跌撞撞中摆脱工作困境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好久不见，她还好吗？生逢乱世（埃及目前仍然处于“紧急状态”），我们虽然相隔不远但见一面却着实不易。回想上次见面，还是她举行婚礼的时候，至今已两年。新年假期，我预约去她家附近的医院就医，何不借机小聚？于是，我约她陪我去医院。

“老师，我特别想你！”刚一见面，一个热烈的、持久的拥抱，惹得我禁不住眼眶一热。

“你怎么样？过得好吗？”我对纳蒂亚的关心绝非寒暄，而是真心惦念，但由于就诊时间将近，我们只好边走边聊。

“还可以吧！”与其说她的微笑有点勉强，莫如说久别重逢的喜悦迅速从她的脸上消退，“我想换个工作，我丈夫也要换个工作。”

“为什么换工作？”在我印象里，纳蒂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并在学校教书，她的丈夫出身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家庭并在外资企业工作，婚前父母已全款为他们买房买车，小夫妻的收入虽不高但也没有一般年轻夫妇的经济负担，为何不安于现状呢？要知道，埃及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找一份工作不容易，换一份工作更不容易！

“老师，你知道我已经有了孩子，但我的工资只有2150埃镑；我丈夫的工资以前是6000多，但他的公司几年不赚钱了，老板要关掉公司回法国，把他的工资降到4000，而且到明年三月就没有工资了。可是，我没办法（找到新工作），他也没办法（找到新工作）。”说到这里，纳蒂亚的大眼睛里已经写满忧伤。而我，想到她的月薪只够买10多公斤牛肉（2017年12月埃及牛肉约160埃镑每公斤）或者100包牛奶（2017年12月一升装牛奶约18埃镑），她的丈夫马上面临失业，几个月大的婴儿嗷嗷待哺，禁不住心底笼上了一层阴云。

说话间，我们已进入医院的候诊大厅。这是一家私立医院，据说是埃及最好的医院，但候诊的人并不多。接待人员把我们带到外国人候诊区并指导我们办理挂号手续。纳蒂亚接过缴费单，看了一眼，吃惊的抬起头，“老师，很贵！”

“多少？”我虽已做好心理和物质准备，但此时还是由于纳蒂亚没有争着抢着为我缴挂号费而稍觉失落。毕竟，几年前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她没少替我付款，通常借口是“你是外国人”、“我们是好朋友”。当然，我也总是想方设法不让她在经济上吃亏。

“486镑！”纳蒂亚瞪大眼睛，声调抬高8度。

“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我是外国人吗？”这个价格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不是，因为这是埃及最好的医院，别的医院不这么贵！我第一次来这里。”纳蒂亚气呼呼的解释听起来似乎合理，但我心里已经默算：她的月薪刚好折合这家医院见四次医生但不买药、不做仪器设备检查化验、不进行治疗的费用。

在缴完费等医生之际，纳蒂亚忽然眼睛一亮、甜甜一笑，“老师，我有一个好消息！我姐姐明天要和她丈夫、孩子去英国，她要继续博士后研究，以后在英国工作！”

几年前我就知道纳蒂亚有一位了不起的姐姐，并对她深感钦佩。这位姐姐不像寻常的阿拉伯女子一样在大学毕业后回归家庭，过上几乎与世隔绝的相夫教子的生活，而是放眼看世界，去德国留学，在埃及女性很少涉猎的计算机工程专业持续深造并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曾在内心暗自祈求，谢天谢地，盼纳蒂亚的姐姐学成回国报效埃及。然而，此时纳蒂亚的神情已经告诉我，又一位埃及精英、不可多得的女性楷模即将带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人人艳羡的目光中远离埃及了。突觉失落的一刹那，我的脑海里陡然闪现出另外一个我曾试图挽留但最终奔赴中国的优秀青年的身影。那时，我慷慨激昂、声情并茂高呼出一句话——“如果优秀的埃及人都离开埃及，谁来建设埃及？中国人吗？！”事实上，这一激将法和巨大的现实诱惑相比，其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我不忍心抹掉纳蒂亚难得的笑容，也担心此刻呼吁她姐姐留在埃及、建设埃及有可能让我失去她这位朋友，于是转而适应她的话题，“祝你姐姐一切顺利！她走了，你怎么办呢？”

话一出口就觉欠妥，但后悔已晚。

“我想去中国，但是我丈夫不懂汉语。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纳蒂亚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明她的想法绝不是出自我的诱导，而是酝酿已久。

此时，愁云再次笼罩她的眉头。

我的问话，只是把她从对姐姐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拉回了现实。

一时无语，沉默如死寂。

最终，护士的脚步打破了我们的沉默，纳蒂亚陪我前往就诊。接过医生开出的化验单并返回服务台后，被告知化验需要第二天才能进行。

“老师，你明天早晨再来医院，”她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把化验单塞给我，带着夸张语气，“还要再交400埃镑！”

此时此刻，我心五味杂陈，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

抬望眼，候诊室墙上的电视是穆斯林天房朝觐的直播画面。回家路上，商贩正在离清真寺不远的路边叫卖圣诞帽，告诉我圣诞节刚过，马上就是新年。

为了健康，我明天还会再来这家医院。可是，纳蒂亚还会陪我吗？

这个问题，我没问。（冀鹏）